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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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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忆录

2014-12-30 11:12:58 来源:本站

优良的校风培养了我

黄兆龙

我是1961年9月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吴家山中学的,直到1972年底调东西湖区教育局。在这里边11年中从历史教师到政治教师;从班主任到年级组长,直到任教育组副组长(即现在的教导处副主任)。尽管10多年是短暂的,但它为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艰苦的环境能磨炼人的意志

不屈不挠的意志是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

我上大学以前是天门县供销合作社的主管会计,有优越的住房和生活条件,进大学以后其生活条件也不错。然而,毕业分配到武汉市的郊区学校不说,而且连正规的宿舍也没有,让我住进了人称“鸭子棚”的“牛毛毡”统铺,箱子、书没有地方放,床是竹子搭的统铺,我住在上铺,第一个晚上我就从床上掉了下来,“真倒霉,公到这样一所学校。”第二天走进办公室,老师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的样子使我为之震动,倒霉的心理被这种正气“融化”了,在老师们榜样作用下,逐渐变不习惯为习惯了。

我出生于商人家庭,又是老么,中学毕业就参加工作,从来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尽管在大学读书时参加了支农劳动和修汉丹铁路,但都是短时间的。到吴家山中学以后,每年5月1日以前、暑假前后以及秋季开学后,都要随学生一起插秧、割谷、锄草、打农药、摘棉花,在校内还要参加修理、平整操场等体力劳动,不仅时间长(插秧早上3、4点起床,走几里路去扯秧,然后挑到地里,晚上6、7点才收工)、任务重,而且条件差,还要带头干,这的确对我来讲是一种磨练。但和我一起劳动的老师们脚上、手上起满了泡,甚至流血,也还坚持劳动的行为影响着我,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教育着我,使我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每次学校布置任务都愉快地接受并圆满地完成。

经受了这种艰苦环境的磨练,使我有了为达到既定的目的而自觉拼搏的心理状态。正是有了这种坚强意志,故在1983年调入湖北大工业学后把在吴家山中学磨练出来的4点多种起床,10点多钟睡觉的习惯继承下来。我日夜苦战,除备好课,讲好课后,10年来能在总结吴家山中学任教师、教导主任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加上升华,正式出版了《普通学校管理学》、《现代学校管理学新论》等100多万字的著作,如果没有吴家山中学的十一年磨练,就没有我的十年的学术成果。

二、把班主任工作视为学校的信任

吴家山中学对班主任队伍建设是十分重视的,因为班主任是班级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指挥者,也是学生良师举益友。学校班级管理成效和学生整体素质的高底,取决于班主任的素质、事业心强和责任感。所以,在配备班主任时,学校特别注重政治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心理素质,老师们以能出任班主任为荣。

1961年秋季从高校分到吴家山中学的共有5位青年教师,当时学校经过观察了解和几周教学实践的考核,第一批被学校选拔为班主任的只有2人,其中就有我一个,而且还是做二年级的班主任。当这个决定一宣布,我首先是怀疑自己听错了,我低声问坐在我旁边的老师:“二年级二班班主任是谁?”“是你!”老师告诉我。当证实我的耳朵没有听错后,我的确喜形于色,甚至激动得晚上好长时间难对入眠。

为什么激动得晚上难以入眠呢?这也许对今天的青年教师来说是一个读不懂的问题。因为现在有一种思想倾向,即有的青年教师认为班主任工作是一具吃力不讨好的事,既要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又要管学生的学习,保证他们全面发展;还要和各任课教师协调沟通,保证全班学生听得懂、学得会;对思想认识、道德品质、情感意志,行为习惯较差的学生还要做艰苦细致的转化工作;还要定期不定期的走访家长,交流情况,沟通信息,谋求共同教育之道,碰到不通情达理的家长,甚至还要受气挨骂。因而,有的老师宁肯多担任几节课,也不愿担任班主任。正是如此,国家不得不规定“担任班主任”是中小学教师的重要职责之一。现在青年教师“担任班主任”是作为履行职责来对待的,否则,就不能评职称,而我们当时则把学校让自己能担任班主任当成是学校党组织、学校行政领导对自己的信任。正是由于自己感到学校已认定我具有担任班主任的基本条件,信任我,并委派我担任二年级二班班主任,所以激动不已,甚至难以入眠。

在班主任工作中,我在学校行政指挥系统和党支部领导下,学会了制定学期班主任工作计划以及逐月、逐周进行分解,每周按预定的计划组织班级活动,实施思想教育,将计划目标全面落实到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中,在转变学生思想的同时改造自己的思想。学会了学期中进行班级工作的诊断,明确本班学生在思想、学习和生活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和计划中确定的要求与目标进行对照,拟出“达标”的程度、困难的程度,然后找出改进的对策,并将这些对策付诸行动。学会了学期末对班级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以肯定成绩,找出差距,着力探讨班主任工作的规律。

在班主任工作中我也曾有过困惑,比如说,班级组织活动,找学生谈话做思想转化工作,组织学生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时间晚了,超过了食堂规定开饭的时间,要么厨房工人下班了,难以找到人;要么虽有工人但饭菜都已冰冷。这种情况一次、两次无所谓,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不仅厨房工人有意见,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每每碰到这种情况时,就发生困惑了。解决困惑不是靠物质利益,而是靠精神动力。我们当班主任的时候,国家没有班主任津贴,也没有什么物质补助,完全靠“当班主任是学校的信任”的精神力量,组织信任自己,自己要把自己当人,不能打退堂鼓。我是共青团员,就要当好共产党的助手,经受得起考验,在考验中创造条件,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我热爱班主任工作、认真做好班主任工作的动力。

三、“以教学为中心”使我终生难忘

千好万好,医生看不好病,就不是好医生;教师教不好书,育不好人,就不是好教师。这是吴家山中学从领导到老师的一种信念。有了这种信念,老师们自觉的将备好课、上好课、批改好作业、辅导好学生和育好人作为自己的天职。学校校长、书记、主任和老师们在一个办公室办公,随时了解教师的备、教、改、导、育的进展情况和效果,后来房多了,教师分开办公,但他们经常到各教研组看看、走走、谈谈、翻翻。这种检查看起来很随便,对老师没有明显的压力,但实际上各教研组的备、教、改、导、育的状况他们均已了如指掌。对此,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形成了对自己的无形压力。

我担任政治课教学以后,特别是当政治教研组长后,这种压力就更大,推动着我自觉做好教学工作。

在备课方面,我力求做到吃透“两头”,通读教材,了解学生,备好每一节课,决不照抄、照搬教学参考资料。

在上课方面,我力求做到教学目的明确,教学内容正确,教学方法得法,教学结构科学,语言清楚宏亮,富有感深力、吸引力和魅力,双向沟通,寓思想教育于教学之中。正是如此,武汉市教学研究室吴家山中学听了我的《做革命接班人》的课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还通知我参加市里编写政治课教学参考资料。

对于政治课的作业我是精批细改,有时还把学生请到办公室当面批改。我还利用课外活动时间给成绩较差的同学补课。

为了真正寓思想教育于教学之中,我利用政治课教材,结合平时调查学生思想状况,采用于如下办法: 1.带着学生中的一个实际思想认识问题,通过讲授政治课的某一理论观点,予此分析,指出危害、根源和应确立的正确思想。2.带着学生中的共性问题,走出去,到工厂、农村参观,或结合集中到生产队、工厂车间劳动的时间,先将学生中的共性问题告诉生产队、车间的负责人,请他们作专题报告,或在实际劳动过程中边讲边劳动,帮助学生转变思想。3.请进来。即事先和机关、公安、老红军、老贫农、老干部沟通,请他们结合社会和学生中存在带倾向性的思想认识,到学校来作报告,以帮助学生提高思想觉悟,转变观念。如是,曾得武汉市教育局的好评,将吴家山中学政治教研组成果在全武汉市巡回展出。

剪不断的师生情

蒋锡云

我20岁分配到吴中工作时,因为个子小,常被人误为女学生。任教一年后,我担任初一(1)班班主任。这意味着自己不但要教好数学,肩上更多了一重育人的直接责任。用当时的话说,叫做“全面管教管导”。

我有幸于从教之初,曾读到邹韬奋先生的《经历》,他说:“我觉得我们做事,要做到使人感到少不了你。这并不是说要包办或有所要挟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心力把职务上应做的事做得尽量的好,使人感到你确能称职。”这段话可说影响了我的一生。邹先生说他的一位老师:“他对于所教授的科目有着充分的准备,教得非常认真,常常好像生怕我们有一字一句不解。他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是我一生做事所得力的模范。”我把这位老师也视为自己教书育人的模范,在担任班主任和教学工作中,努力地象他那样去做。

“严师出高徒”。“严”既是对学生,也是对自己。师者,范也。自己的表率作用于学生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面前,我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甚至不轻易言笑。对学生的品德、学业都从严要求。学生们做到了不讲脏话,在校外遇见老师要问好。一次,个子高高的韩洪佩,在往农管局去的路上遇见我,老远地便喊了一声:“蒋老师好。”并且一个90度的鞠躬。课堂内更不用说了,早上同学们只要是看见教英语的叶老师,就会响起一片:“Goodmorning teacher!”

我们这个班素有“守纪律、成绩好”的口碑,也有人调侃为“夫子班”。这话提醒了我,此后就比较注意督促学生课余到操场参加体育活动。1964年国庆,学校举办文娱晚会。要想改变“夫子班”形象,得拿出个象样的节目。我找来《送肥记》小剧本,自任导演。演员则是同学推荐与自荐结合。在教室排练时,同学们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纷纷出主意,那一招一式该怎么举手投足,这句话的口气该怎么讲。演出时,周四英、范学群分别扮演的老太婆和钱二哥都那么回事。最有趣的是“钱二嫂”一上台,观众们都愣住了,猜不出这个花头巾下裹着一张秀气脸孔的是谁?等到“她”一开口,嗓音可是男低音!同学们“轰”的一声全乐了。有的这才恍然大悟:张祖青!台下笑作一团,台上倒是沉得住气照演不误。节目很是成功,获得掌声不少。

我们班除极少数干部子弟外,多是农家具子女,大都家境贫寒,父母没有多余的精力照顾他们。生活上,我把自己看作是他们的大姐姐。教他们讲卫生、爱整洁。因为年龄小,没离开过父母,有的住读生因想家而哭。为了使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稳定情绪,我找到寝室去安慰他们,晚上怕他们着凉,备课之余到寝室去看看被子盖好了没。

一天,我看见一位同学大热的天还戴着帽子,也未及多想,就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这样。周围的同学一阵哄笑。当我得知是因为患头癣后,一方面叫他脱掉帽子,捂着更不好。一方面对同学们说,当别人有痛苦时,不但不应当嘲笑,还要伸出友爱之手给予关心和同情。后来,我带他到市一医院诊治,一个疗程要去好几次,有次恰逢生物考试,我征得殷老师的同意,把考卷带到门诊部,让他一面候诊,一面答卷。

当上了外贸部门某厂厂长的张少青那次来看我。他问:“蒋老师记得吗?有天您为我织毛衣袖口,我在还给您棉大衣里夹了一张字条?‘蒋老师,我长大了一定要当个安分守已的农民来报答您’”后来多次师生聚会中,同学们也都要提到那些我早以忘掉了的小事。我没想到当年的平凡琐事,不仅给当事人也给其他同学留下如此深的印象。现在看起来,也许这些教学之外的“小事”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它们自身。

 由于当时的原因,本应1966年毕业的这届学生,直到1968年才离校。我与他们相处整整五年,这共同生活五年,也是教学相长的五年。从学生们身上,我看到了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淳朴、勤俭、诚实、好学。师生的感情是深厚的。正因为如此,在经历了无数纷杂的世事的30年后的今天,全班50多个学生的姓名和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然很清晰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于1971年调离吴中,到中国船舶总公司712所工作。1975年的一天,卢国本参军复原。他和秦志勇、易光雄仅凭着“南湖附近某研究所”这个信息,清晨6时从吴家山出发,到武昌火车站,一路步行打听,4个多小时后硬是找到我的家,其时我正卧病在床。门卫打电话给老黄说有几个学生找我。他们一进来,使我太出人意外了。我的确受到深深地感动。老黄告诉我:只说是学生,没想到一见面是几个廿多岁的年青人,我还是愣住了。

几年后,我的一家被邀请参加了易光雄在三店农场举行的婚礼。

1982年初,当年很调皮的屠燕林用和他同在一校任校的韩洪佩的名义,给我试投了一封信。几经辗转,居然被我收到,我当即写了回信。高兴极了。说:“当您的字迹跳入我的眼帘时,泪水曾经短暂地模糊了我的眼珠”。他告诉我:“同学们都在各条战线上干得不错呢。他们之中,有20%在东西湖棉纺厂,20%在东西湖小学教育战线。此外,医院、商店。只有不到6%留在农业战线。他们有的当上了书记、有的是主任……给老师丢脸的同学大概是一个也没有的”。信的末尾是“谨代表所有思您的同学,向您鞠躬”。

3月21日,20多位同学带着他们的孩子,乘坐一辆大卡车,由“汉口的西伯利亚”穿越武汉三镇到武昌的“西南边陲”我所在的单位专程看望我。在中山公司合影时,引得游人驻足观看,他们猜不透这是个什么样特殊的团体。

我想到分别多年的学生们不辞辛劳、多次来往奔波,相互联系,抱着风雨无阻的决心,携带着小儿女,跋涉在因头晚下了大雨而泥泞难行的田间小路上,为的是“要来看一看蒋老师”、“就是要将老师高兴、让蒋老师笑”,这是多么感人至深的纯真的话语、多么赤诚的心啊,当他们登车离去,挥手作别时,我和家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后来屠燕林来信说,他们这一次几十人有组织地看望当年班主任事,在他们学校那里,已被传为佳话。

1989年吴中举行隆重的30年校庆。我到达学校时,已是中午。来宾中我们班有秦志勇、范学群、易光雄和张行启。师生见面,分外高兴。秦志勇时任区人事局局长,他说:“蒋老师没来,我们像没娘的孩子”。校庆活动一结束,得到消息的同学又来了不少,我还没来得及与老师们叙旧哩,就被同学们“包围”了。到了东西湖棉纺厂,我见到了更多的同学。第二天秦志勇、阳爱芳、白勤芳又专程送我回武昌。

直到1995年,仍有一些同学结伴在繁忙的工作和家事中,抽空来看我,我只觉得他们盛情可感,我想,一个教师只要有热爱学生,教得认真、教得好,学生没有不敬爱他的。

吴中的毕业生在各个岗位上作出奉献和业绩的比比皆是,还有好多挑起了大梁,这当然是同学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但同时,也是他们母校的光荣和骄傲,是吴家山中学从领导到全体教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晶。

吴中近四十年的光辉历程,充分地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回报给耕耘者的,是丰美的硕果。

衷心祝愿吴家山中学在21世纪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奉献!


与时代同步  与社会相通

吴传映

 正当中国人民以豪壮的步伐,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武汉市吴家山中学也以其崭新的面貌迎来自己40年华诞。

 今天的吴家山中学,她亭台廊宇,假山喷泉,已是全省第一流的园林式学校;她人才辈出,誉满江城,堪称镶嵌在武汉西郊的一颗璀璨明珠。

 吴家山中学40年的历史是艰苦而又光荣的。她既创造过前期的盛世,又铸造了今天的辉煌。这棵生命之树之所以长盛不衰,就是因为贯穿着一条生命之血脉:与时代同步,与社会相通。

 吴家山中学创办于1959年。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东西湖还处于围垦开发阶段。最早的校舍只是山前一座摇摇欲坠的工棚。由于教室不够,首届还有一个班安置都稻香村小学。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当时的农管局食堂,车库都曾经是吴中的教学场所。1961年才在吴家山北选定现在的校址,建了两栋平房。直至1963年,才建了一座1000多平方米的教学楼。与此同时,全校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削平了校东边的土岗,建成了大操场,从而圈定了今天的吴中校园格局。

 吴家山中学当年的办学条件之艰苦,也许是今天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教师、学生乃至职工家属长年住草棚睡木板,加上粮油定量不足,长期处于半饥半饱状态,更谈不上什么教学设备。但正是那种艰苦环境,锻炼了吴中师生的钢筋铁骨,并在第一任校领导张培琛书记的领导之下,创造了吴中的前期盛世。

 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总是要服务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否则就会坍塌。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与时代同步,与社会相通,这就是建校初期成功的治学之道。当时的教育方针,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作为“武汉市吴家山中学”,学校要实现市教育局提出的教学目标,作为地处东西湖的吴家山中学,又要满足农管局在劳动上的要求。这种“条条”加“块块”的双重领导,看来是矛盾的,但吴中领导站在实现党的教育目标的高度,认为是统一的,是在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契机。当时东西湖地广人稀,机械化程序又不高,每年“双抢”、“秋收”季节,机关都要关门支农,吴家山中学当然不能例外。校领导经常请老红军老前辈进行革命传统和形热教育,并告诫师生:人民在战天斗地渡难关,我们怎么能安稳呢?吴中师生那时真可谓“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突击队。师生的汗水几乎洒遍了百里湖区的每一方土地,受到农工的广泛赞誉。如1961年,两百余名师生在校领导的带领下背着行李到东山农场安营扎寨,抢收晚稻。三千亩稻田,真是金海茫茫,且多浸泡在渍水之中。东山农场是血吸虫重灾区,“湖区人,纺锤形,人未进门肚子进了门”的发谣尽人皆知,但又有谁畏惧呢?把自己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的思想哪怕是一闪念,那时都会感到可耻的。师生们当时劳动热情之高涨,劳动进度之神速,简直令农工们瞠目。生产队的几十名农工甚至只搞后勤服务。每天早上,有的漾着小船,驾着排铳,去猎野鸭,有的去挖莲藕,采鲜菜,盛情款待来自吴家山的劳动大军。当师生们凯旋的时候,农工们依依不舍,纷纷流下感激的眼泪。即使在动乱的年月,1968年东西湖受到洪水的威胁,吴中师生也表现出与湖区人共存亡的气概。近百名师生驻守府河大堤,与几千名抗满腔抢险大军日夜奋战在抗洪第一线,并办起了“抗洪战报”,及时报道抗洪英雄模范事迹,提出了“反麻痹,反松气,誓与洪水斗争到底:的响亮口号,极大地鼓舞了抗洪战士,受到抗洪指挥部的高度评价和广大农工的普遍欢迎。70年代初,吴中与修配厂、加工厂、三店农场单位长期持勾,让师生经常有机会与劳动群众滚在一起,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收到一定的教育效果。有的老师还把小黑板搬到田头地角,更构成一种特殊的教育景观。

 这些“陈年旧事”可能为当今某些忽视德育的“教育行家”所不齿,他们也许会隐隐约约地说:“那时的吴中不搞成了生产队吗?”如果他们不是有意歪曲,至少是不理解教育与教学相辅相成的关系。劳动是教育的一种形式。必要的劳动对于学生了解国情、体察民情、培养情操,不无裨益。一个把自己融于社会融于民众的学生,会以天下为已任,会有正确的目的和远大的奋斗目标,学习上就会有高度的睡觉性和拼搏精神。那时候,吴家山中学不存在什么“课堂纪律问题”,即使是早晚自习一个老师也不下班,学生也不会有什么纷乱。你看到的,只是一张张思索的面容和一双双求知的眼睛。就教师方面来说,大都是从师范院校出来的新手。对这一大批教育新兵,无论在师德表现还是教学业务上,学校都是从严要求的。比如张书记对语文教师的要求是:一笔好字,一口话,背三百篇古文。尽管如此,毕竟经验不足。但这并没有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障碍,要知道,他们的教学对象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是一群有高度自觉性和拼搏精神的人,这就是当时地处穷乡僻壤的吴家山中学,首届学生升学率平均都在江北(汉口)领先的奥秘所在。随后,学校又提出了“南下”(赶武昌)口号,全校师生形成拼搏进取的生动局面。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些以工栅茅舍锤炼出来的“老吴中”,早就是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的主力军,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英雄模范人物,这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当今东西湖区乃至武汉市几个部门负责人就是吴家山中学的老校友,这不能不说是吴家山中学的教育成果。

 令人欣慰的是,吴家山中学新一代的领导把本校光荣的治校传统当做宝贵的精神财富留下来,传下去,并发扬光大,使吴家山中不长盛不衰。

缅怀恩师何杰兰

71届毕业生  潘良喜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又是步入了我已经阔别了二十七年的母校。此时此刻,母校的亲情又激起了我儿时往事的涟绮……。

  我师生之中,何杰兰女士最为我深切地怀念。她不仅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在这良师和益友之中还深深地渗透着一种无比崇高的慈母般的深情。

  我很幸运,初一下学期何老师就当了我们班的班主任,还教我们的数学。她银盘似的脸,眉下镶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运动员似的短发乌黑乌黑的,一口较浓的南方乡音的普通话,顿挫有趣,非常亲切。虽年近中年,却不失年青时的秀美。她和蔼可亲,象母亲一样地疼我们每一个学生,更疼爱家庭困难的学生。象我这样的孤儿学生,她更倾注了一种慈爱母般的溺爱之一情。我三年6个学期的报名费,除了第一个学期以外,她全都给我代报了。那时,她家也不富裕,可她心里却只有我们这些穷苦的孩子。记得有一回,我祖母病重,我几天没有上学,何老师不知怎地知道了,连续几个晚上带着礼物不辞途遥和劳累地到我家看望,还亲切地安慰我,鼓励我。我感激得都哭了。在我的身上,何老师不知花了多少心血,除了感情食粮和物质食粮的投入外,更为侧重的是精神食粮和知积食粮的投入。1970年,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青团,毕业时,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受到了学校的表扬。可惜我那时非常任性,象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多次惹起母亲的苦恼和伤心。然而,何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却象母亲一样,一往情深,始终如一。每当想起这些,我总是感到无限的遗憾和内疚,眼泪总是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

  记得在一次上数学课时,我不注意力不够集中,何老师边讲课边走近我的身旁,高高地举起课本,轻轻地落在了我头上,和善而又严肃地对我小声说:“想什么了?好好听!”霎时,我红着脸,摸了一摸脑袋,很不好意思。同学们被我的窘相逗得都笑了。这时我偷偷地看了看何老师,见她抿着嘴也在轻轻地微笑。何老师对我就象对待她的孩子一样。管,是那样的严;爱,是那么样的深;亲,是那么样的细。我终身难忘。从毕业到何老师故去之前,我很少跟她通信、往来,可不知怎的我总是常常想起她,跟我的孩子们也常常谈起她。在我师中,她是最为我感激,最为我尊敬,最为我怀念的一位师长。我常常这样想:她对我的殷切希望和不倦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了我的成长,就是希望把我培养成一个祖国需要的有用之人;大而言之,是为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的凝聚力,就是希望在我的身上能够充分地体现出党和人民的温暖来。初三学军的时候,何老师就象一位大姐似的和我们“滚”在一起同同甘共苦,她不辞征途的劳累,跟我们交心谈心,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记得在一次运动会上,我们和二班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拔河比赛,突然,我的腿抽筋,力不能发出。这时,何老师好象看出了点什么,站在我的身旁,大声地喊着:“潘良喜!加油!”班上的拉拉队了随声应和着。巧得很,我的筋不抽了,反而好象有股无穷的大力似的。我随着何老师和同学们“加油”的节奏声,大声地喊了一声:“拉!”真巧,硬是把一根粗粗的拔河绳给拉断了。我们终于赢了二班,何老师和我们班一样,尽陶醉在胜利后的喜悦之中。

  何老师,您是一位极普通的老师。虽然离我而去,可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您永远是伟大的。您的恩,如山高,象母亲一样,替党培养了我;您的情,似海深,象老姐姐一样,替母亲承担了教育小弟弟的义务。现在,祖国正是因为有象您这样的千百万极为普通的老师,正在创造着今天和明天的光辉世界!由于笔拙,我不能尽展您那平凡而伟大的品格,然而,我对您的深切怀念的感情却永远深深地存在心底。

  愿何老师英名不朽!

母校帮了圆了从军梦

93届毕业生  傅  洁

  每次回想高中的日子,总会情不自禁笑着轻轻摇摇头,带着一丝自嘲、一丝欣慰、还有一丝淡淡的苦涩。那时的我给人留下的印象多半是一个穿着学深蓝色的运动服或灰色的短呢子大衣、不大爱说话、梳着长辫子、整日里忙碌着学习的女孩。其实,在高中的三年里包含的内容很多,虽然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从未跳出家和学校的小圈子,可学习远不是高中生活的全部。

  很小的时候就梦想将来当一名军医,那时候最喜欢看黑白战争片,很崇拜在炮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的红军医务人员。即便是现在,我仍然喜欢看那些老片子,仍然对军医留有美好的印象,尽管在和平时期鲜血雨腥风的考验。也许在现在的高中生看来,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算起来,如果加上从懂事时开始的朦胧憧憬,尽管我参军才六年,对军队的感情却已经有十五六年了。

  高中时对能不能上军校没有丝毫把握,可从来有舍得放弃这个梦想。所以在学习上,我一直是很努力,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上不了军校也要考上医不院。事实上,从初中开始我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理科上了,而且很偏爱生物和化学。可是到高中以后因为数学和物理成绩一般,在教师和亲友的建议之下我无奈地选择了文科。那天中午,我流着泪把生物、化学参考书收了起来,告别了从医的梦想。现在说起为是轻松的,在当时却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情调整。人最难受的时候之一就是无从选择。没有经历过大的挫折,没有仔细思考过自己适合干什么,也没能把眼睛从书本上挪开转向现实的社会,看看社会究竟需要什么。不然那时候的我不至于那么茫然无措。

  从理转文以后,学习很累。我首先得从基础补起,特别是历史,当别人已经开始归纳总结的时候,我不在记背基本的原理和史实。因为学习上的被动,平时很少有轻松的感觉,心情常常很压抑,在家里常对父母发脾气。这也是我嘲笑自己的原因之一,我也没能避免当代中国孩子的通病:幼稚,脆弱,不懂得及时调整心情,也不明白不应该把自己的不快发泄到别人身上,特别是辛辛苦苦为自己操劳的父母。到五月统测时,我的成绩下滑到最低谷,750的卷子才得了500分,数学103分。晚自习发下卷子以后,数学老师走到我旁边,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作好挨批的准备,可他只轻轻问了一句“怎么回事?”就走开了,我地再也忍不住住,咬着手帕哭了起来。下课铃声一响,我跑到操场边放声大哭了。对这一切的记忆是那么清晰,以至于到现在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当时的伤心和无奈,那一刻我真的怀疑自己的能力了。就在我躲在操场边痛哭时,邻组和我坐在同一排的男生走了过来。已经记不清具体都说了些什么,我只是一边哭一边无奈地埋怨自己,他站在一边耐心地听着,然后试着帮我作些分析,他那平和的语气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而在后来的学习中他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常常把他觉得比较好的资料拿给我看。第二天下午,班主任蔡老师在楼道里把我叫住了,她说:“如果你考不上大学,还有多少人能上叱?我一直都是相信你的。”在关键时候,老师给学生的影响常常是很大的,哪怕只是几句看似平常的话,或者只是一个关切的微笑就能够给予稚嫩的学生莫林的鼓舞。而我在高中生活中最感激的就是这两个人。

  五月统测以后,我把重点转向调整学习方法和提高学习效率,让自己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就在最后的两个月里,我学了很多,也悟到了一些东西。高考不只是对知识掌握情况的考核,更是对学生心里承受能力和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检验。高考的头一天晚上下了一场雷阵雨,早上醒来时天空明朗,湿润的风轻拂着我的头发,感觉格外的清爽。走进校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站在自行车篷前面的班主任,她带着轻松的微笑问我:“昨晚睡得好吗?”我的心微微颤了一下,却只轻轻答了声:“还好。”随后沿着熟悉的校园小路走了进去。我异常平静地观察周围的一切,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散在各处,地面上一潭潭积水倒映着蓝天白云,我惊诧于自己以前居然未曾注意到雨过天晴时校园是如此的美丽。考前十分钟,广播开始播放《命运交响曲》。突然间,从我的五脏六腑涌起了一阵与命运搏一搏的强烈冲动。走进考场时是自信而洒脱的。最后一次从考场里走出来时,我看见父亲推着自行车在校门口人群中寻找我。我默默走了过去父亲说:“回家吧。”我强忍着泪水,坐到了后座上。高雨季的成绩出人意料,我以613分的总分名列全省第三名,被解放军外国语不院录取,实现了我的从军梦想。

  现在我已经能够理智地回过头来清醒地审视高经历的一切,那是一段交织着希冀与彷徨、失望与振作的日子 ;那是一段跌倒后爬起的人行浓缩。值得庆幸的是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经过最后两个月的奋斗,我迈过了这首坎。遗憾的是在太长的时间内,围着高考的指挥棒我把自己的置于被动的境地,束缚住了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总参谋部工作,到现在已经六年了。每次回家我都会找一个傍晚的时间回学校走走,到老师家坐坐。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约老同学同去。现在学校的环境比六年前好多了,漂亮多了,便是那股亲切感却是不会失掉的。不愿打扰学弟学妹们学习,每次只时过远地站在窗外向灯火通明的教室里观望。不论是课上的宁静还是课间的喧闹,总会牵动我对高中生活的回忆,有时候竟会站在那里深思很久。也许大多数经历了高中生活的人都会有相似的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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